[91]具有处分性质的最狭义的行政行为，是独立的执行名义，当行政机关要求公民给付时，无需提起给付之诉。
但在黑森州，团体主席可直接通过委派产生，选举并非必要环节。在普鲁士立法者看来，总市镇联合相当于新设一级行政组织，对既有地方自治体的层级结构进行了重大变更，同时总市镇联合过多履行隶属市镇所应承担的公共任务，可能导致隶属市镇虚级化。
至于地方工作组，其没有法人资格，也没有固定组织机构与经费来源，在区域合作事项上欠缺足够的权威性与执行力。这样的设计既可以有效协调区域合作各方的利益，也有利于保障目的型事业单位在区域合作治理中的权威性。依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29条的规定，地方事业单位机构和编制管理办法的制定权限属于地方政府。（3）行为模式 与德国目的团体公法人相似的是，目的型事业单位实际替代地方政府完成部分公共服务、履行社会管理职责。此种公法章程所规范的内容仅是地方自治事项，其对加盟成员与任务履行相对人均具有约束力。
第三，给付能力原则，即团体运作分摊费课征额度取决于加盟成员自身的财政状况。因此，德国目的团体公法人制度可成为我国区域合作组织机制革新的参照系。新法将更多行政活动方式纳入了新的诉讼类型之中，包括行政契约在内的更多的公法争议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四、行政契约纠纷的诉讼救济 解决行政契约争执的途径，行政诉讼渠道之外，尚有订约机关的上级监督机关的裁决、特定仲裁机构的处理、利用行政处分程序予以处理等方式。最高行政法院判例否决了缔约过失主张，民事法院和地方法院则态度不定，但倾向于肯定寻求民事上的缔约过失请求救济。行政契约与私法契约的界分，是以发生公法或私法上权利义务变动的效果为标准，判断的基本原则是：以契约标的(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为基准，辅以契约目的(公目的与私目的)标准。秉承德日行政法传统的台湾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公法上行为，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处分及公法契约等在内。
客观上属于公法契约的事项，即使当事人以私法契约缔结，仍属公法性质。[27]陈淳文，见前注[24]，第104-106页。
【注释】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72] 双务契约，是当事人互负给付义务的行政契约。[62]陈新民，见前注[28]，第179页。[25]参见(德)沃尔夫等：《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0-151页。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契约理论已经明确排除了利用国库的买卖、租赁行为，认为其属于私法契约。行政机关选择契约作为行政行为方式时，不发生法律保留问题。对公权力领域何以存在契约，行政契约与行政处分、行政协定及私法契约的区分标准，行政契约的类型化和有名化构建，契约在现代公私合作中的法政策工具化运用，行政契约纠纷的法律适用和一般公法给付诉讼等问题，均做出了系统的理论解析，其成果影响了本地的行政契约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11]赵琛：《行政法总论》，北平会文堂新记书局1946年版，第234页。
[6]基于现代自由权观念，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对等地位和对等关系，绝非所有公法领域都是强制和服从。因公法上契约发生之给付，亦同。
[68] (三)行政程序法确认的行政契约类型 在20世纪前半叶，行政契约研究尚处于实例枚举阶段，并非构成相对固定的标准化的契约类型，晚近才通过立法创制了有名契约，完成了从实例到类型的升华。行政协定在合意属性、缔结主体和调整事项对象上，均具有特殊性，其范围包括委托执行、共同管理公物、行政参与、设定特殊机构、变更行政主体的管辖范围等。
(一)行政契约纠纷的法律适用 行政契约的合法要件、瑕疵形态、履行终止的判断，除了有行政法上的特别规定和法律原则须遵守之外，可以准用民法上关于契约行为的一般规定。大陆法系的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只适用于行政处分领域，而非包括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规划和政府信息公开以及其他事实行为。[102]参见程明修：政府采购法与文化艺术奖助条例拼凑之三阶理论，《台湾法学杂志》2015年第279期，第83页。[32]在契约中，当事人的利害相反，一方享有权利，他方负有义务。所谓关联，可能是共同目的，或者有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关联。公权力领域何以存在契约？在历史上，行政契约论者的不同主张理由也适用于当下中国，总结如下： 其一，权力关系和地位对等，不是判定行政契约存在与否的理由。
即使BOT投资契约定性为私法契约，也涉及特许撤销、强制接管、强制收买或费率限制等，因此核心问题是行政权滥用的禁止。双方意思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67] 3.以契约缔结是否造成权利变动，分为处置契约与负担契约 处置契约多半为单务合同，订定后产生直接的权利变动，如建筑机关与人民缔结的解除限制建设的合同，即产生形成性的法律效果。[74]马君硕，见前注[13]，第62-63页。
[85]1975年修订的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只能是人民因各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处分。行政程序法上所讲的行政处分效力内容，并非适用于全部行政行为，这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三章界定的行政行为效力制度是一致的。
契约无约定者，适用民事法相关之规定。支持者担心认定BOT投资契约为私法契约，其私法自由原则将导致公共建设脱离政府管控，侵害全民利益。如果将政府采购法律性质定性为私经济行为，决标或甄选阶段争议视为公法争议，可仅对招投标争议采用行政异议申诉制度。[79]行政契约诉讼救济涉及如下五个核心问题。
契约目的是指个别或特别的行政目的，须核实行政机关缔约背后的公益任务的特殊性，因为行政任务本身没有纯粹的私益目的可言。附和之下，相对人处于附属地位，行政行为内容缺乏合意基础。
[61]服从契约就是不对等关系契约，是国家与人民之间为不对等关系中因双方合意而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在自由程度上，私法契约以自由契约为原则，公法契约则不自由。
[77]在法律适用上，混合契约导致其公法契约部分适用行政程序法，私法契约部分适用民法。[95]林家祺，见前注[44]，第54-86页。
[70]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契约立法吸收了德日成果，保留了中国行政法学术史上的某些行政契约类型。行政契约中的意思表示，客观上有同一内容，主观上互具反对之意义…。[101]参见程明修：政府采购法与文化艺术奖助条例拼凑之三阶理论，《台湾法学杂志》2015年第279期，第83页。[37]行政协定不属契约，是因其达成的共同目的是同向意思表示的合同行为，或者行政机关之间就行政事务、权限及责任达成特别的协议。
[7]范扬：《行政法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72页。不对等是指身份的不对等，不是所缔约的内容不对等。
混合契约特征有：①至少由一个公法与一个私法的契约标的组成，行政机关一方的给付是公法性质的，人民作为他方的对待给付是私法性质的。其履行，应依诚实及信用之方法。
行政协定也被谓之集合行为或共同行为，实例有议决、选举、团体设立行为等。三、行政契约的类型化过程 时至今日，中国行政法学术史上曾经热烈探讨过的行政契约类型多数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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